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当下中国正面临其基本概念的现实与理论挑战,这一挑战肇因于飞速发展的传播现实与马新观概念体系中“新闻”本体的巨大张力。回应这一中国之问、时代之问的切实路径,是从更为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观拓展马新观的概念外延,使其概念含义突破传统认识论中的“新闻”限制,跃升至信息传播等广域范畴,通过外延扩容赋予其概念限度以多重性意涵,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获得更加丰富的理论内涵和更为高阶的指导效能。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视角并结合新的时代语境,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概念扩容予以重新检讨,以此尝试提出创新马新观“概念实践”的若干路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中国连环画阅读史研究”(项目编号:19BXW018)的研究成果。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本文在需要处简称“马新观”)是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明确指导方针,其相关学术研究在当下已是蔚为大观,成绩斐然。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对马新观研究存在的问题做出冷静反思,如偏重史论研究(杨保军,樊攀,2022)、研究层面不深、基本概念混淆(胡靖,2017;高杨文,2020)等。在笔者看来,诸问题中尤以概念问题最显迫切。“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着至高无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是在一定研究视角内,解释纷杂社会现象的众目之纲,是学派、范式的定位点,也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本单位和出发点。”(郭中实,2008)正因于此,准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概念含义,是构筑马新观理论体系、开展马新观理论实践的必然前提。有关马新观的概念问题,学界已有若干探讨,主要集中于对马新观的概念本体进行厘定和廓清,但基本都是在新闻学的范畴内加以讨论,并未深刻省察到这种“新闻本位”的学术立场给马新观的概念理解及其研究与实践所带来的认识论局囿。举其要者略约有三:
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子概念之一是“新闻”,新闻理论及其实践是马新观的原生主体,故而在新闻学的范畴内进行概念厘定自然符合其知识生产的历史脉络与基本逻辑。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已经无可置疑地成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和“定盘星”(习,2020:184),其覆盖范围涵括了以新闻传播为主体的所有相关意识形态领域。仅就专业教育而言,各个新闻传播院系的学科专业设置远不止于新闻学一门,传播学、广播电视、编辑出版、网络与新媒体、播音主持、戏剧影视乃至文化产业等专业均在其中,马新观作为新闻传播院系教育事业的根本指针,对这些非新闻专业自然具有统领作用,但如果以目前基于新闻学理念对马新观的界定和阐释,众多非新闻专业就无法合理恰切地纳入马新观的统领范围,比如编辑出版专业就常常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统一名义下,不得不另外使用“马克思主义编辑出版观”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作为指导方针的备用线)。二是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等同于“党报理论”。毋庸置疑,党报理论是马新观的理论主体和精神内核,但二者仍然存在种属关系的区分,并不能完全划等号。进一步看,在当下变动不居的融媒体时代,新的非传统“党报”传播现象层出不穷,党报理论中的“报”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报纸媒介而被赋予了新的“党媒”意涵。“党媒理论是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的核心内容,但党媒理论并不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新闻理论,党媒理论具有自身的相对自主性和独立性。”(杨保军,2020)党媒理论“独立自主”的理论与实践品格,如何与作为普遍指针的马新观实现其种属自洽与协同发展,是一个尤需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三是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相关理论、历史和业务研究多是对作为新闻学的马新观的探讨,并未深刻认识到作为一门学问的“马新观”(即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作为指导方针的“马新观”的根本区别。不可否认,马新观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对新闻传播现象的“根本看法”,自然有其深刻而系统的学理性,但这种学理性是在根本指针的意义上发挥其总体功用的。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是将作为政治指导方针的马新观整体降格成为一门专业学问,以此作为新闻传播领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只能俯察“党新闻”的“品类之盛”,而无法仰观当今传播现实的“宇宙之大”。
由于基本含义的模糊不清,日益导致以“新闻”为本位的马新观概念对当下融媒体传播生态在指导上的解释乏力。事实表明,既有的马新观概念已经无法有效涵盖、描述、说明并全面指导当今快速变化的传播现实。以笔者所在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选题为例,近年来学生的问题兴趣大量聚焦于微信、短视频、小红书、数字出版、直播带货、粉丝饭圈、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甚至元宇宙等传播现象,这些现象显然无法有效纳入传统的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党报理论)为本位的马新观范畴,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明显感到以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回应此类问题的掣肘与“肌无力”(习,2016),诸多论题成为马新观这一明确方针无法有效覆盖的“模糊地带”。虽然有学者(赵淑萍,涂凌波,李泓江,2021)敏锐地捕捉到了“互联网环境下新闻学的核心是‘人学’”,并指出了“当前研究中出现的诸如生态、文化、情感等各种新闻学理论范式‘转向’”,但必须看到,“新闻学是对人类新闻传播现象、新闻活动特征及其规律的探求和揭示”(杨保军,2006:9),亦即上述有关“人学”的洞见和诸种“范式”转向,从根本上说都绕不开“新闻”这一“元问题”。以此尝试创新马新观的概念体系,并未实现其研究对象和对社会事实进行说明的实质性突破;换言之,在“新闻”的边界之外,上述马新观指针的“模糊地带”依然存在。
更为重要和紧迫的是,以“新闻”为本位的马新观在服务党的意识形态重大战略方面也出现了某种理论“不适”。随着党的二十大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确立,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新战略、新要求被提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习,2020:340),成为党的新征程给宣传思想工作提出的重大命题,也是党中央赋予新闻传播院系的专业使命。这一旨在“理论掌握群众”(马克思,1844/2012:9)的迫切任务,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就是党的创新理论如何科学有效传播的问题。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和纷繁复杂的时代之问,党的创新理论如何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如何提高其传播精度,拓展其辐射广度,提升其内涵温度,增强其普化效度,从而在全社会铸牢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助力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事业,这些问题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狭义的新闻学范畴,在传统的马新观概念版图之内难以获得充分而自洽的回答与理论诠释。
上述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的诸种狭义理解和实践困境,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以新闻(党报)理论为本体的传统马新观概念已经无法容纳当下飞速发展的传播现实。正如有学者(杨保军,2008:9)指出,当旧的概念不能反映和把握日新月异的社会事实,“如果不主动改变,旧概念就会被撑破。”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概念亟需向更具包容力和解释力的传播学扩容,以此实现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识、理解和实践的“再出发”。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的诞生与使。